看德國可再生能源的“平價之路”

 

 

　　回顧歷史，德國的每一次能源轉型初衷都是為了解決本國的能源供應安全。工業革命后，依靠較豐富的煤炭資源和鄰國的鐵礦，德國工業化進展迅速，成為全球領先的工業強國。經歷一戰的短暫回落后，德國意識到了石油的戰略價值，從羅馬尼亞和前蘇聯大量采購石油，進行軍事儲備。在二戰由閃電戰變為持久戰后，德國石油逐漸消耗殆盡，成為德國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更是給德國工業發展帶來巨大打擊。隨后在歐洲大力發展天然氣的進程中，德國也建設了大量天然氣管網，成為歐洲大陸最重要的天然氣運輸中轉國之一。但出于能源安全的考慮，德國堅決地將能源戰略重心由化石能源轉向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然而，核能發展在德國一直都飽受爭議，反核聲音不斷涌現。尤其是1998年社民黨和綠黨贏得大選后，淘汰核能逐漸提上日程。隨后上臺的聯盟黨在經歷短暫的遲疑搖擺后，迫于民眾對潛在核事故和核廢料處理風險的巨大擔憂，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后，正式宣布2022年前將關閉國內所有核電站。德國由此成為首個堅決棄核的國家。

 

　　對于可再生能源，德國一直“情有獨鐘”。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德國就提出了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相關戰略，1991年頒布的《電力入網法》成為其第一部鼓勵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法規，規定電網經營者須優先購買風電；到了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出臺，成功啟動德國光伏市場，繼而拉開了可再生能源產業高速發展的大幕。此后近20年的時間，德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增長了約14倍，緩解了去核之后的能源缺口，也讓德國看到了解決困擾其百年能源安全問題的“終極武器”。德國已在中長期能源發展戰略中將可再生能源定位為未來的絕對主導能源，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60%，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比重達到80%。

 

 

　　僅從資源稟賦條件看，德國除風能資源相對較好外，太陽能及水電資源并不突出。然而德國實行綠色轉型戰略以來，可再生能源發展迅猛，尤其是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已分別位列世界第三位和第四位，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30%，位列世界第一。這樣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德國在體制機制和技術產業上的不斷創新。

 

　　從體制機制上看，嚴謹的德國人選擇了立法的方式維護“初出茅廬”的可再生能源。德國也成為最早制定可再生能源專項法律的國家之一，相關法律法規涵蓋了供電、采暖、交通、建筑等各個領域，并分別明確了可再生能源在各領域的利用目標和任務。同時通過調整《可再生能源法》等相關政策法規，實現了可再生能源的低成本持續快速擴張。規模效應帶動了生產成本的快速下降，目前德國的光伏和風電已經基本實現平價上網。相關的市場機制也由最初的可再生能源固定電價補貼向溢價補貼轉變，并且從2017年開始引入了市場競價體系。這標志著德國可再生能源市場機制2.0版本正式上線，將有利于促成可再生能源價格的進一步下降。

 

　　另外，德國利用其在歐盟的絕對影響力，推動歐洲統一電網和電力市場建設，積極消除歐洲國家間的電力貿易壁壘。目前，德國已與周邊7個國家實現聯網，為可再生能源在更大范圍內高效消納提供保障，實現了可再生能源富余時段的電力外送，使德國成為歐洲最大的電力凈出口國家之一。

 

　　從技術創新上看，德國始終走在全球高端制造、精密儀器加工、工業設計等領域的前列，這也為其推進可再生能源產業飛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目前，德國的風機制造、光伏自動化設備、沼氣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關產業都具有較高的國際市場占有率。

 

　　同時，德國將技術創新的注意力從單一技術研發逐步轉向系統集成和領域耦合，重點是平抑可再生能源發電波動性的智能用電、儲能等相關技術，以及提高能效領域的工業節能、綠色建筑、綜合能源轉換等技術。如已建成的柏林EUREF零碳園區就集中展現了德國在綠色轉型技術創新方面的最新成果。該園區80%—95%的能源來自于風光、地熱、沼氣等可再生能源，應用智能微網、低耗建筑、無人駕駛等技術，實現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電動汽車智能充放電、冷熱儲靈活轉換以及多能源便捷交易等。該園區也被聯合國授予了“全球城市更新最佳實踐獎”。

 

　　未來，數字技術將是德國技術創新的重點領域之一，為此德國政府于2018年8月成立了“數字化委員會”。而數字技術在能源領域的應用，將更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精準控制、多能源系統耦合及提高能效，因此，有人將數字能源列為德國能源綠色轉型下半場的“主打牌”之一。同時，德國在電制氫、海洋能源等領域積極謀劃布局，為未來持續推動德國可再生能源技術體系的全球輸出模式做好技術儲備。

 

　　綠色轉型之困：

 

　　過渡期的減碳壓力與成本上升

 

　　德國的綠色轉型之路并非一帆風順，目前最大的困擾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去核之后的過渡能源不夠清潔，碳減排壓力巨大。德國在宣布淘汰核能之后，核能在一次能源消費比重迅速下降，由最高時的11.5%下降至2017年的5.1%。受國內電網擴容建設滯后、出力波動性較大等因素影響，可再生能源無法完全填補去核之后的能源缺口，導致近些年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使用量出現回升跡象。尤其是德國的煤炭資源儲藏不均衡，質量較高的硬煤已開發殆盡，大量熱值低、排放大的褐煤被使用，導致德國近兩年碳排放量不降反升，完成2020年的碳排放減排目標難度較大。

 

　　另一方面，德國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政策推高了全社會用能成本，加重了居民生活負擔。目前，德國已成為歐盟電價最高的國家，居民電價比歐盟平均水平高出近50%。其中，可再生能源附加費占據了居民電費的20%，加之各項稅收，使電力成為煙草、汽油和烈酒之外賦稅最高的消費品，一些貧困家庭甚至出現交不起電費而停電的現象。這給德國的綠色轉型帶來較為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社會負擔。

 

　　綠色轉型之思：對我國的啟示

 

　　經過20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德國的綠色轉型戰略已逐漸成型，并在其解決能源安全、打造綠色產業、拉動經濟增長與就業、擴大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轉型過程中，德國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中國作為綠色轉型的后來者，需要審慎地認識與思考德國轉型背后的經驗與教訓。

 

　　首先，把握好轉型節奏，實現不同能源品種間的平穩過渡。德國轉型過于激進，棄核后沒有明確合理的過渡能源，導致難以完成綠色發展預期目標。我國能源長期以煤為主，面對當前社會上較強的去煤呼聲，須立足我國基本國情，研判轉型趨勢，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里實施煤炭的清潔替代，并綜合利用好核能、石油、天然氣，形成多品種過渡能源“組合”，實現我國能源綠色轉型平穩過渡。

 

　　其次，完善價格機制，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主體作用。德國能源署署長庫爾曼曾評論德國轉型犯過的最大錯誤是：給予光伏發電補貼的時間太長，消減的速度太慢，由此給德國能源轉型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事實上，我國當前的可再生能源發展也暴露了相似問題，高補貼政策刺激下帶來了風光發展超規劃預期，一方面造成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持續擴大，截至2017年底已達1127億元；另一方面導致可再生能源消納困難、投資浪費等一系列問題。隨著風電、光伏發電成本的進一步降低，我國應適時引入德國的市場競價體系，利用市場手段促進可再生能源的平價上網和持續健康發展。

 

　　再次，加強技術創新，搶占未來數字能源領域的科技高地。德國雖然在加工制造、工業設計等方面有其先天的技術優勢，但對于“大云物移”等現代通信技術的研發應用，德國也處于起步階段。而且從數字化的程度看，德國并不突出，在歐洲只能排中等偏上，電子商務等領域甚至處于下游，遠落后于美、日、韓等國。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將數字能源列為其綠色轉型下半場的“主打牌”，正是因為他看到了可再生能源與數字技術融合背后的巨大效益和商機。因此德國對該領域的技術創新也不斷加大投入，積極謀劃相關產業布局。我國也十分重視數字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從落后到跟隨，甚至某些領域的領先，我國的數字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未來需進一步加強數字技術在能源領域的落地應用，為我國綠色轉型提供技術保障的同時搶占國際科技高地。

 

　　最后，培養節能環保意識，提高綠色轉型的全民參與度。德國綠色轉型的成功與民眾的支持和參與密不可分，這一方面取決于德國民眾確實有較高的環保意識，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德國政府的大力宣傳和積極引導。德國政府組建了400多家專門從事能源能效信息咨詢服務機構，確保社會參與的制度化；通過各種宣傳媒體告知民眾，在供暖、供電、出行、食物等方面如何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把公眾利益落到實處，對于采用相關設備利用太陽能的家庭、農場可得到政府相應的獎勵。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均能耗高，提高全民的節能環保意識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積極性，將對我國能源綠色轉型產生不可限量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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